由浙江湖州、安徽宣城、四川夹江等地联合申报中国文房四宝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材料编撰工作最近正式启动。

    笔、墨、纸、砚，雅称“文房四宝”或“文房四士”。笔的使用在中国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约三千年前，墨就产生了，并与笔相提并论；纸的应用要晚于笔和墨，产生于东汉；砚产生于春秋时期，比纸的历史悠久。文房四宝在我国的多个地区拥有著名的品牌，其中，尤以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歙砚等闻名于世。

      2006年6月10日，文房四宝被正式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无论这次捆绑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成功，所有这些围绕文房四宝保护所作的努力，对于探索建立我国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生态嬗变中，文房四宝离国人渐远

    文房四宝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手工艺技艺，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生活样式。柔韧的毛笔，浓稠的墨汁，雪白的纸张，黑亮的砚台，由这四者组成的中国式书写，成了文人墨客的诗意行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骨血的基本元素。

    表面上看，文房四宝并未完全式微，至少在书画界仍旧欣欣向荣。以往书法的实用性是主要的，如今在中国，书法则已更多是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随着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不仅墨水和砚台已经逐渐被大众抛弃，连笔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也正急剧退化。不仅大部分青少年已逐渐丢失了对书写和书法的认识和兴趣，在职业人士那里，恐怕也只在签名时偶尔使用一次笔了。

    文房四宝何以就这样被大多数人用惊人的速度抛弃了，在我们还未意识到它成为遗产的时候，它已经基本上悄然撤离了我们的生活？根本原因在于，文房四宝昔日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

    民众对书写的兴趣，是文房四宝如何存续与发展的关键所在。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每星期还专设一堂写大字课。到了70年代，写大字就改为描红了。80年代，庞中华代表的硬笔书法一度风靡全中国。但仅仅20多年过去，现在连描红课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取消了。

    今年暑假，半月谈记者在皖南黄山市的青少年宫看到，初、中、高三级书法培训班里，大约有近100名青少年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书法。与这些孩子交谈时，记者发现他们学习书法更多来自家长们的一厢情愿，孩子们没有真正从书法这一传统艺术中体会到多少快乐，感悟中国书法的空灵秀逸或浑厚苍劲的艺术魅力。在皖南一所中学里，半月谈记者曾经连续问到几个成绩不错的中学生，他们连什么是“文房四宝”都回答不全。

保护：单是“权威认证”远远不够

    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文房四宝的市场发展空间十分逼仄：文房四宝排名第一的湖笔，目前年产量65万支，其中一半供出口；著名的红星宣纸，1/4产量出口。日本是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进口的原因是其国内书法热的持续存在。安徽宣城市副市长夏月星对半月谈记者分析，文房四宝还面临着生产方式大多较落后，浪费大且成本高，市场价格与价值不成比例等问题。

    更突出的问题是人才“青黄不接”，湖笔的从业人数每年大约以8％到10％的比率递减，湖笔制作行业中最“年轻”的技师43岁；制墨作坊条件艰苦，已经鲜有年轻人乐于从事制墨。

    在这样的现状中，为文房四宝“申遗”无疑将为其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无论成功与否，“申遗”都有利于强化人们对笔墨纸砚的文化认同感，这对于保持文房四宝在大众文化血脉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文房四宝目前最需要的不止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权威认证”，而是在尊重、珍视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文房四宝不能只是少数精英坚守的国粹，我们应当在当今的形势下，设法使其尽快回归大众的文化血脉。正如安徽绩溪县胡开文墨厂经理胡嘉明所说，只有提倡更多的人“使用”才是最有效保护徽墨的途径。“现实是很实际的，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仅仅是一个光环。如果没有人使用，保护就很难长久。”

传承：期待政府、企业、社会合力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绩溪胡开文墨厂在该县的龙川景区停车场边新辟徽墨旅游商品店，旨在打响徽墨的旅游品牌。游客在游览完龙川景区后，信步走入徽墨旅游商品店，整个工艺制作过程一目了然。游客还可以参与徽墨制作，风景墨、个性墨、异形墨、手型墨……在墨香弥散中，游客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胡嘉明说，企业应该承担起文化责任，文房四宝的功能挖掘得越多，市场开发得就越大。

    文房四宝的保护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在宣城市，自2004年成功申报“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称号后，该市对文房四宝产业发展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举办了第一届文房四宝旅游文化节，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文房四宝行业协会，创办了《笔墨纸砚》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