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同样的名家画作，艺术家的后人说：无一真品；艺术家的学生说：假得离谱；然而书画鉴定专家却说：一流佳作！

这绝非戏剧，而是存在着的事实。
      1995年，一位收藏者以111万元购入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经鉴定大家谢稚柳认定为真迹，然而后来北京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和史树青却认定是伪作———南北书画鉴定界的分歧因之首次浮出水面。
      10年过去了，那场曾经硝烟四起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今年3月，在珠海举办的“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遭到画家后人“无一真品”的质疑，然而后来经史树青、薛永年等鉴定后却认为是真迹。

孰是孰非，至今仍未盖棺定论。
    面对越来越多的名家书画赝品，面对此起彼伏的真伪鉴定之争,一套公正权威、可信度高、说服力强的书画鉴定体系到底在哪里？

    不久前，北京某大型拍卖公司的工作人员找到海派画家唐云的儿子唐逸览，请他为即将在该公司上拍的一幅唐云作品《荷花双鸟》提供鉴定意见。在看过了拍卖公司带来的书画后，唐逸览表示这幅画有些问题，并拿出了自己的证据———对照了多年前唐氏父子所办画展的画册不难发现，这幅所谓的唐云作品《荷花双鸟》正是当时展出的唐云与唐逸览合作的《白头红荷》，而在题跋上，即将上拍的画作有意把与包含唐逸览信息的两行去掉。

    随着名家书画价格的持续走高，类似偷梁换柱的手法已经屡见不鲜，而包括了临摹、题款、做印章、装裱等各道工序的恶意造假也被多次披露。对于近现代书画的争议也层出不穷，甚至达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但最终对真假有定论的极少，多数官司不了了之。

后裔在书画鉴定中的角色
    前不久在沪上成立的“海上书画鉴定委员会”几乎包括了所有海上书画名家的后代，当藏家需要对某位名家的作品进行鉴定时，名家后代将和专家一起为其“把脉”。
    上海崇源拍卖公司征集编目部经理诸文进表示，名家后代的意见可以是书画真实性的辅助因素，不是所有的名家后代的意见他们都会听从，“这需要具体的分析，如果后代也是画家或者书画专家，比如唐逸览也是画他父亲这一路的，对唐云的画很熟悉，他的意见可信程度很高，如果不搞书画，本身又和画家隔了几代，这些后人的鉴定意见就不一定能服众。”
    有人认为名家后人以鉴定者身份出现其实并不妥当，只能提供父辈和祖辈的相关证据和间接性意见,因为画家本人可能因为遗忘或其他原因会否认自己的某些作品。即使是这样，真正懂画的人还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去买这些画，画家子女意见的影响力就更不用说了。

后裔与书画专家联手
    画家的学生、好友和书画研究专家是与后裔相对应另外一组近现代书画的鉴定力量。不久前发生的“珠海博物馆假画事件”中画家后裔和相关专家的意见完全相左，从而引发了国内缺少权威艺术品鉴定机构的话题。
      “海上书画鉴定委员会”中同时包含了十多位沪上艺术品鉴定的权威专家，是沪上乃至全国少有的艺术品鉴定的常设机构。艺术品鉴定专家蔡国声表示，虽然现在书画基本上属于经验鉴定，科学鉴定还有一定难度，但委员会成员所进行的经验鉴定将是站到科学基础上的是具有学术性的，相对是比较权威的。
    诸文进也认为这样一个组织对各个拍卖行来说是一种约束，挑选上拍艺术品时，他们需要更加谨慎，对藏家们来说也多了一份参考意见。但拍卖公司也不会受其约束到被控制的程度，有些人会绝对相信他们的意见，但作为大型拍卖公司本身也因其品牌信誉而具有一定可信性，会有自己比较独立的看法。
    虽然后裔与专家算是强强联合，但不少成员认为权威性不是封出来的，而是在今后的鉴定工作中逐渐形成的。
收藏练就“火眼金睛”
      “希望类似的鉴定机构越来越多，对造假者和售假者形成一种威慑，遏制假画的泛滥。”不少藏家在痛斥假画的同时也清楚看到了其无法消灭的现状。
      “现在市场上对书画的需求量很大，但真画毕竟有限，”一位藏家说，“同时也有人想把书画作为礼物赠送，真画买不起，便刻意去买一些假画，这些不正之风引发的市场需求使得假画还有相当空间。”
    而由于中国书画的学习本来就从临摹开始，历代都有一些仿作和伪作，很多藏家正是在收藏中练就出了好眼力。现在市场所论的只是书画名头和价格，收藏中忽视了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正是因为趋利严重，使得大量资金和外行进入这个市场，才使得作假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大。沪上一位拍卖公司负责人说：“啤酒没有泡沫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眼力、财力和魄力是藏家应该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在收藏中，买了假的，交了学费才会刺激藏家去进一步钻研和学习，积累的是最宝贵的经验，这也正是收藏的乐趣所在。”

    多看真迹与精品是提高藏家和整个收藏群体鉴赏水平的重要方式，在对比中假画很难站住脚。中国美术馆的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