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艺术品收藏种类中，古代书画作为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艺术门类，一直受到历代收藏家的重视和青睐。在现今的书画收藏热中，随着一些大名头的古代书画陆续在市场上现身以及随之而来的真伪争辩，使得一些过去仅在学术界流传的“传”字类，“款”字类书画概念也开始进入众多书画收藏爱好者的视野并引起大家的关注。

    “传”字类、“款”字类书一都是书画鉴赏界的专业提法。它可分为两类，一是被“视为真迹”的“传”字类。一类是称之为“下真迹一等”的“款”字类。

    “传”字类书画，意即：传为古代某书画大家的作品。它的特点是：书画上并没有作者的款识印章，但在传承过程中，被其后的（或同时代的）收藏鉴赏者题识为某某所作，或被历代鉴赏界公认为是某位大名家的作品。“传”字类书画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特征。一是作者须为宋元以前书画史上著名的书画大家。二是要传承有绪，题识者一般应距作者年代较近，而且自身应是书画界公认的有较高书画鉴赏能力的鉴赏家。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传为北宋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就颇具代表性。赵昌，北宋著名花鸟画家，其画名当时极盛，“写生设色，迥出人意，尤以傅色为工”。宋徽宗曾收藏其１００余幅作品，收入《宣和画谱》。赵昌未有其他作品传世，此件《写生蛱蝶图》历经南宋权相贾似道、元仁宗之姊收藏，有元、明多位名人题跋，根据画风，董其昌题跋定为赵昌所画。此画传承有绪，可定为北宋时物，董其昌作为画史上著名的明代书画大家，精于书画鉴赏，其定为赵昌所作真迹，应有一定道理。同样，上海博物馆的唐孙位的《高逸图》也无作者款印，但卷首有宋徽宗墨题《孙位高逸图》。此画北宋曾由驸马李玮庋藏，后入“宣和内府”，钤“御书”、“宣和”、“政和”、“睿思东阁”诸印，后又经明清多位大藏家递藏，后入清内府，钤有乾隆、嘉庆、宣统诸玺。孙位系晚唐著名画家，北宋距晚唐不过二百余年，宋徽宗定为孙位所作，谅有所据，应该可信。不仅如此，“传”字类书画还广泛存在于传世的晋唐名迹中，无论是被称为传世最早墨迹的晋陆机《平复帖》，还是在画史中据有显赫地位的唐韩氵晃《五牛图》以及被乾隆皇帝尊为“三希”中的“二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等都属“传”字类书画。“传”字类书画一般仅局限于宋元以上作品，唐宋时风气，作书画多不落款钤印，间有落款者，也多在纸边、纸背不显眼处，或藏于岩石树丛之中。从明代开始，社会风气方为之一变，作者款印已作为书画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若无落款、钤印的不能完卷。

    “传”字类书画，既称之为“传”，意味着是后人“视为真迹”，也有着“存疑”的含义在其中。正由于在是否为“真迹”上，存有质疑空间，易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远的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兰亭序》真伪之辩。近的有前两年围绕国家收购《研山铭》、《出师颂》是不是买了赝品之争论。这些其实都属于对“传”字类书画是否为“真迹”之争的范畴。但此“假”非彼“假”，不能将其与那些毫无根据，艺术水平低下的伪作混为一谈，在这类争论中，不能简单沿用“非真即赝”，“非真即伪”的思维定势，一棍子打死。在那场国家是否花了高价买了赝品的大争论中，社会上之所以会有一些偏激过火的批评之词，恐怕与公众对现今传世的晋唐书画多为传本缺乏了解有一定关系。这些传为古代名家的书画作品，虽然未必是作者本人手迹，或为代笔，或为早期的临本、摹本，但这些作品在原迹或已无存的情况下，经过漫长岁月的甄别与洗礼，本身也具备了与名家原作相当的艺术价值，从这个意义说，“传”字类书画与书画真迹具有同等重要的艺术价值。

    “款”字类书画特点则为，作品上署有作者的款识印章，但在传承上缺乏确凿的递传依据和著录支持，或在古代，鉴赏界即已“疑伪”，存在争议和歧见，作品的艺术水平也与社会公认的作者艺术特征不完全吻合，或在艺术造诣上存在差距。“款”字类书画涵盖的年代要广，宋元明清都有，它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古人为增加书画价值，将未落款的宋元人书画作品或将明清时低名头的一般画家作品割去原款，视其画风添上与其风格相近的大家之名款，冒充名家的真迹行世。二是依据著录记载，模仿古代书画名家之笔法作书画或直接对照名家书画真迹进行描摹。此种仿造书画，明清时曾一度盛行，并形成了“苏州片”、“前门造”等带有地域特征的仿造古书画群体和流派。这些伪款仿摹书画，如制作精湛，能反映出时代特点和原作者风格，可作为“下真迹一等”的古代书画复制品欣赏、收藏。如果原作已经失传或原作者少有或无有作品传世，那这件当时认真复制的古代作品的收藏价值也是不容小觑的。

    “款”字类书画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古人比较认真的模仿之作，也有近代人臆造的伪劣之作，因此在收藏时遇到署大名头的“款”字类书画需审慎对待。现今一般认为，清三代及明代流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