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中有所谓“标准器”，其用途是：“对同一类文物在广泛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各种特点，选定若干比较可信的、有时代特征或绝对纪年的标准器作为依据，再对照其他待鉴定文物，进行比较分析作出判断”（谢辰生语）。这个方法慢慢地也被运用到古旧图书收藏中，但是具有标型学意义的古籍图谱至今尚未建立，鉴定古籍更多的还是依靠经验。

 

     同属于广义的古旧书收藏范围的“书札收藏”，现在正在开始慢慢地建立起这套系统。一些大图书馆已经开始从自己历年的藏品中遴选出一些名人书札影印出版，供收藏研究者参考研究。与此同时，拥有更多近人书札的名人后代，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将家传的珍藏公之于世，这也有利于尽快建立“书札标准器”系统。《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这书是1999年由北京图书馆印行的，印了680部。因为定价2000元，所以平素看到，总不好意思仔细翻看，直到近来从藏家手中收到一部，才得以翻了又翻。此书收录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193封，时间跨度为1924年至1932年；收录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160封，时间跨度为1921年至1964年，以1937年前的书札为主。周、俞书札往来频繁之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新诗、白话文的高潮”。所以，其中记载的人和事，现在已经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可以供研究新文学者参考引用。

 

     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旧书商来说，这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大量的周作人、俞平伯二人在那个时期的手迹“标准器”。这300多封信中包含的文字形态和书信格式、抬头、落款、用纸、用印等都足资参考。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那个时代文人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是所谓“往来皆鸿儒”者，时代气息在他们的书札中处处可见，加上又是随意所写，更能体现书写者的本心，无修饰的痕迹，与正式的书法作品具有不同的参照意义。尤其这两人的书札，因为价值高，所以造假者颇多模仿，是手迹造假的重灾区。这下好了，想收藏两位手迹者，可购置一部，放在案头，常常翻阅，肯定能增加对于此二人手迹真伪的辨识能力，“照方抓药”，少花很多冤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