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勇胜新作后复又感慨。数年工夫，其画风不断演进，时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勇胜画法重传统，见功力，但不乏新意。他在用心于一丝不苟的工笔画法之同时，追求构图严整，造型简洁，色彩明快，形式单纯的个人面貌。他的新作《蕉荫见喜图》于纵向构图上方，以放射状构成画出数片大蕉叶，又于下方大片空白部位，精心勾画蛛网和蜘蛛，形成大开大合、大黑大白、大面与细线、缝与点的鲜明对比。不仅有别于传统工笔画形式，并且也与时尚工笔风拉开了距离。而其代表作《野酌送春》，更为大胆地吸收了哥特建筑尖耸的构成样式，描绘两株枯萎而顽强挺立的芭蕉，在枯蕉之端，新生的蕉芽破顶而出。强烈的现代视觉冲击力，以及阴阳相生、生死刚正的哲理寓意，予观者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深刻的生命感悟。

    古代工笔画史的金碧辉煌主要是由宫廷画家谱写的。换言之，院体的主流画风就是工笔重彩。精工细描，加浓艳设色，更以富贵题材入画，贼予了工笔画与身俱来的富贵气息。工笔花鸟画史上的代表人物为五代黄筌，他以其生花妙笔，将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画得丝丝入扣，惟妙惟肖，素有“黄家富贵”之美誉；而同时代的水墨花卉画家徐熙，则落墨为格，并以芦花汀草为题材，有着与其布衣身份和落拓性情相吻合的“徐家野逸”画风。

    富贵”还是“野逸”，历来显现着朝野审美趣味的分庭抗礼，甚至决定着画家社会地位之高下。而能调和两者画风,古来罕见其人。当年齐白石以大写意的墨叶红花与工笔草虫之对比，构成工写合壁画风，其趣味可称大俗大雅，即融民间野趣与文人逸趣于一炉，至于富贵气息，却非其所求。

    勇胜却另开蹊径，他执意要将芦花、稻穗、狗尾巴草以及种种叫不上名字的闲花野草，插入五彩缤纷的明清官窑花瓶，以廉显贵，或可说是以贵托廉。正因为以廉彰显，尊贵者益见其其雍容大度，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正因为以贵相托，廉洁者反显得品味上乘，气局不凡；更不妨有如此非分之想：野花逸草践富贵者于足下，正乃“视荣华如粪土”也；或者也可以认为：画家在有意培养观众精神的目光和耐心的情趣，让他们学会细细品赏大自然中那些最容易被忽略，虽然相形见绌，却没有被熟视无睹的另类的美丽。

    勇胜在以绚丽丹青精心描画的花瓶之上，为力求增强野草的逸趣，竟纯以水墨描绘。于是墨与彩两种画法，浓艳与淡雅两种画风，“富贵”与“野逸”两种截然不同的的审美趣味，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予观赏者以焕然以新的视觉感受和浮想联翩的心灵涟漪。这种生熟杂糅的表现手法，以巧妙的方式将观众由轻车熟路引向陌路，由此往返于生熟之间，生亦熟时熟亦生，于是凭添了一些审美距离和想象，作品由此而变得耐人寻味。

    立足己见和自创，凭着从艺的的执着和投入，仅大半年时间，勇胜创作了四十余件工笔作品。天道酬勤，其中一些作品，如《野色呈秋》、《秋画江南》等，墨与色在大对比中臻于大和谐，富贵与野逸气息相得益彰，呈现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美感。综上所述可见，勇胜十分擅长寻找和利用各种对比性形式元素，以营造在乎情理之中，出乎意料之外的视觉效应。只要自觉把握并不断强化这一风格趋向，勇胜艺术的美好前景在望。

    （作者系南京大美术研究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