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宗教组的座谈会的记录，即由我整理。办公室让我当天整理好，第二天即直接送到赵朴老的家中，即现在的北京西城和平门内的小宅院，赵朴老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简报内容的重点要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
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赵朴初先生是这1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
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
在当时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材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
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言，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和心中所想。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唯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由于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两天，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是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
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
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
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