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赵朴初，是在一次喜饶嘉措大师作震惊举座发言的宗教组座谈会上。那时正值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后，全党全国都在调整政策，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民主气氛颇浓，全国政协各工作组也频频召开座谈会。
    这次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是赵朴初居士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
    赵朴初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已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的神态。由于不通汉语，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500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军队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作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
    “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是左派，是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做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正中午12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发表后，以他的诗朗诵般的语言缓慢而响亮地说：“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老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初识赵朴初先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一些“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当时我刚离开大学校门，脑子里还紧紧地守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喜饶嘉措的言论，心里是认为很“右”，要在大学里发表恐怕是要受批判的。因此颇惊讶赵朴初对此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在交代了几句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写份简报之后，便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我回答是“浙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一口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侬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要将小组会的记录整理好，对对笔记，力求全面、准确，然后先送他过目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他前后两次交代此事都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