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是艺术作品的灵魂，它是客观事物精粹的集中，通过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的美丽境界，同时也是人思想感情的陶冶。
“意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可见其最早源于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更早的接触到了这一美学范畴。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最早提出了意境的概念。明代朱成爵在《存余堂诗话》中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概念。到了明末清初，王国维进一步总结了我国古代诗论，并结合西欧美学成果使意境说更加系统和完善。
山水画自战国时期出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随着古代画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五代至宋元时期，山水画便开始接触到“意境”的问题。“意境”的范畴一经诞生，便成为山水画的最高追求目标之一，从而使山水画有了更高的境界和情调。
五代时期的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了“真景”说，他说：“可忘笔墨，而有真景”，主张“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并阐明“真者气质具盛。”其作品《匡庐图》（传.现藏台湾）虽然还带有早期山水画刻板、凝滞的特点，但从山石的结构，树的形态，峰峦的转折机透视变化上，刻画得都很具体。表现了“上突危峰，下瞰穷人”的真山真水。反映了他“贵似得真”的艺术主张。又如关仝的《秋山晚翠图》（现藏台湾）山石兀立、气势逼人、山泉栈道、流转有序，有可攀之感。与荆浩相比显得更为真实自然。这种真实的空间境象，能使观者谓之感染，引起共鸣，产生丰富的想象。同时也是意境美的生动体现。
宋代是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山水画理论也趋于完善。其中杰出的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开始具体的阐发了“意”的概念。他说：“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其所绘《早春图》（现藏台湾）为郭画之精品。他自出胸臆，以轻重浓淡的笔墨，表现烟树春梢，小桥曲径，行旅踏青，使人如面临春风，引人入胜。由此可以看出郭熙的山水画已经接触到意境的问题。而《林泉高致》则可以视为山水画论意境说的发端。
元代的山水画以“元四家”为代表，他们是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元四家”的画虽然个人风格面貌不同。但以意境表现的倾向来说是基本一致的。其中都明显的流露出了主观意象的表达。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空间境象的真实已不同于宋代。更多的具备了“意造”的成份，有意识的以意造境，五项与思想达到了充分的统一，使意境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表现于山一带和富春江一带的初秋景象。几十个峰峦，数十棵树木，笔墨苍健清润，雅洁淡逸。王蒙的《具区林屋图》格局繁密，用笔老辣朴质，树石杂生，波光粼粼，泛舟垂钓给人以置身世外，重返自然的真实感觉。与宋人相比，这种真实已成为主观的真实。从而使物象与思想达到高度的统一。
到了明清时期，整体山水画的意境仍趋于主观。而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山水画从形式和地域上有了派别之分，也使山水画的意境倾向发生了变化。“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使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见董其昌《画眼》）可见董其昌南北宗的划分是源于中国的禅学。随着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明代的山水画从表现形式和意象表达上形成了以禅喻画的理论观点。从而使山水画的意境表现上也有了一定的禅意。而清代的石涛却置“南北宗论”于不屑，并说；“画有南北宗……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是捧腹曰：我自用我法。”（见《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他大力提倡“笔墨当随时代。”石涛极其活跃的思想，使其笔墨的表达无拘无束，使意境的表现具有了多样性。石涛这种思想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思潮，以至于到了近、现代同样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山水画意境的创造，需要以高度的意匠手段和表现媒介来完成。同时也需要姊妹艺术的广泛借鉴，使意境的创造达到完美与统一，从而创造出富有新鲜艺术魅力的新时代意境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