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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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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启先生是一位具有多种成就的国学大师、文化大师，而《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出于它独特的内容和体例恰能体现作为一个综合大师所具备的多方面的学术、艺术成就。
一书法价值。首先能清晰
地反映启先生书法的发展轨迹。启先生年轻时对传统书法用力甚深，对众多的书法家都下过深工，在启先生初中期的作品中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学习、借鉴的痕迹，而本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较多这类作品，最早可见到1936年、启先生20多岁的作品。大体说来越是前期的作品，继承融合前人书风的特点越明显，整体风格以浑融古朴、遒劲厚重为主要特色；而越是后期的作品，那种独特的“启体”风格才越显著。赏玩这些作品，不但可以了解启先生的书法道路，而且更能了解到要想成为超一流的书法家就必须具备丰厚的传统修养和长期的艰苦努力。
此书还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范本。这又和本书的性质密切相关，即它是一部相对自由随意的题跋墨迹。而越是如此，越容易产生好作品，因为它更多天成自然之美也。正如启先生在《董香光家书册跋》中所说：“手札一册，语属家常，字尤烂漫而天真流露，时或远迈矜庄之作，昔人所以贵手札，贵稿书也。”而这部书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可贵的“手札”与“稿书”，它可贵就可贵在自然挥洒上。
本书的很多跋语为我们明确揭示了启先生对书法美学的观点。启先生认为书法美的最高境界当是自然天成。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先生也为我们指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途径，如云：“不触不背，神存于心手之间。……无意求工，而浩然任笔之所之，具见心在得失之外，亦书人之乐景也。”（《跋董其昌行书小赤壁册》）同时他又能很好地处理天成与人力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那就是要追求“化合”而不要满足于“混合”。（《跋张猛龙碑》）
二鉴定价值。由于是书画碑帖的题跋，所以本书的很多内容都牵涉到对书画碑帖的鉴定与考证。启先生尝自谓平生用力最勤的工作就是鉴定，为此写下了大量的专著，而本书在这方面的最大优长就在于它可以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针对性的评论，尤其是对碑帖的具体评论。清人对碑帖学有过很深入的论辩，但多出于门户、意气之争，因而遗留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启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为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了公允的判定，是碑帖学的大功臣。
启先生作为当代书画鉴定的最高权威之一，还在于他不但有超绝的眼力，而且有超绝的学力，他兼有广博的学者和当代书画大师的双重身份。这一特点在本书中多有体现，如在《跋唐人写〈妙法莲华经〉》等文中他利用避讳等历史知识对它们作出了无可置疑的考辨。对这种“功夫在其外”的修养，启先生在《记式古堂朱墨书画记》中还有一段明确的论述：“至于官阶升黜，居处南北，系于史实，皆可以岁月索骥，故鉴赏家得名迹，于纸素、印章、题跋之外尤须考核岁月，以相印证。”（下册《启功丛稿》第1）可见启先生是非常自觉地注重这种“外力”的，而这也正决定他能成为超越仅靠眼力取胜的鉴定匠而成为靠学力取胜的学者式的鉴定家。
三文学价值。我以为就单纯的鉴定而言，可与启先生比肩的还有人在，但能即席挥洒，把鉴定的文辞写得如此优美生动，就很难有人可与他媲美了，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
要想使文辞能具有文学价值，又须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文采斐然，二是见解深刻。启先生自幼谙熟诗文创造，写得一手好诗文；又对书画艺术相关的典籍、掌故博学洽闻，所以可以驾轻就熟、随心所欲地以斐然的文采来道出深刻的见解。
如《跋朱竹垞先生家书》，既然谈到朱竹垞（彝尊），自然要提及康熙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的问题，而在当时（1980年），正值离诋毁知识分子不久的时期，于是启先生就借题发挥，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按：有清起于辽左，每称以骑射为根本。然其所以垂世祚近三百年，……莫不有书生之力在，……惟自知天地古今之君，始知书生之有其用。……昔宋太祖过朱雀门，见榜署‘朱雀之门’，问‘之’字何用，侍臣对以‘语助’。宋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庸讵知陆秀夫、文天祥能使赵氏块肉无忝所生者，岂非之乎者也之助乎！”这段文字以对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宋太祖的典故为典型，以清朝历史上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为线索，赞扬了康熙作为一代明君重用知识分子的开明政策，并用陆秀夫、文天祥的作为回击了宋太祖的无知与偏见，指出了一代王朝的兴亡直接取决于君主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真是一篇痛快淋漓的绝妙好辞，岂是那些只知靠眼力分辨真伪的鉴定匠所能望其项背的，这样的题跋在本书中所见多是，这也是本书具有多元的、丰富的文化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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